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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厚鋼板切割在有格別烏參加的次會議上

　　鄧中夏是中國工人運動的杰出領袖，曾領導過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在中共二大上就當選為中央執(zhí)行委員，在八七會議上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赴蘇聯(lián)參加中共六大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30年7月回國，到湘鄂西根據地工作。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打擊后，鄧中夏被撤銷黨內一切職務，在滬東區(qū)委宣傳部油印小報，面對如此逆境，他依然對黨的事業(yè)忠心耿耿。在鄧中夏烈士殉難80周年之際，特寫此文，以志紀念。

　　1928年春，鄧中夏奉命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四大”和中共六大，在中共六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會后，他與瞿秋白、張國燾、王若飛、余飛等人留在莫斯科，組成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瞿秋白為團長，鄧中夏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代表團與王明結怨，還得從莫斯科中山大學里的“江浙同鄉(xiāng)會”冤案說起。

　　莫斯科中山大學是蘇聯(lián)和共產國際為培訓國共兩黨干部開辦的學校。1925年成立后，中國各地就著手選拔批學生去蘇聯(lián)。張聞天（洛甫）、王稼祥、烏蘭夫、左權、蔣經國、李宗義（李宗仁弟）、葉南（葉楚傖子）等都是批學生。

　　陳紹禹（王明）當時是武昌商科大學學生，于1925年11月底進入中山大學。在學校，他結交了副校長米夫（1927年接任校長），成為其親信。1927年2月，王明隨米夫回國，隨后列席了中共五大，1927年8月回到莫斯科，王明作為中山大學首屆畢業(yè)學生，被留在學校工作，擔任翻譯和聯(lián)共黨史課教員，后來又做共產國際東方部翻譯。1928年，米夫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王明成了“中大”的秘書，米夫的“全權代表”。

　　1928年，王明等人一口咬定校內存在著一個反黨集團，這個反黨集團就是“江浙同鄉(xiāng)會”，必須堅決清除。米夫則在幕后指使，企圖通過反對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來打擊那些反對米夫、王明一伙的人。

　　當時中共六大正在籌期間，王明對向忠發(fā)謊報情況，聲稱有人在中大組織了“反革命”的“江浙同鄉(xiāng)會”，米夫又慫恿向忠發(fā)動員旅蘇中國留學生反對“江浙同鄉(xiāng)會”。向忠發(fā)不作任何調查，就根據米夫、王明編造的虛假材料，趕到中山大學，作了一個措辭嚴厲的報告，他斷言：“江浙同鄉(xiāng)會”是“反黨小組織”，他們有中央的組織，也有各地支部的組織。他們與蔣介石有勾結，受蔣介石的經濟幫助，還聽說與日本領事館有勾結。他提出必須采取堅決措施。

　　向忠發(fā)作過報告后，中大校方采取了更加嚴厲的處罰手段，在有“格別烏”參加的一次會議上，決定開除12名中國學員的黨籍、團籍，逮捕其中4人，一批學生受株連。

　　但是，一些被誣告或被牽連的學生仍然不顧重重壓力，向聯(lián)共（中央）及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提出申訴，要求調查事實真相，澄清是非。他們的合理要求，得到了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和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的大力支持。

　　開始，瞿秋白派代表團成員鄧中夏、余飛去中山大學調查，遭到校方的竭力阻撓。米夫、王明以及他們控制的支部局不許中共代表團過問校內中國學生的事。后來，瞿秋白親自到中山大學去調查，他召見了10多位受指責的學生詢問，他們一致否定向忠發(fā)等人的無端指責，并揭發(fā)所有這些造謠和誣陷，都是米夫和王明一手策劃的陰謀。這些學生還據實寫成書面材料交給了中共代表團。

　　經過反復調查，中共中央代表團于1928年8月15日寫信給聯(lián)共（布）中央政治局，明確表示對蘇聯(lián)當局處理“江浙同鄉(xiāng)會”有不同意見。同時，代表團又根據掌握的證據材料，寫信給中共中央，指出關于存在“江浙同鄉(xiāng)會”的說法證據不足。

　　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監(jiān)委、聯(lián)共中央監(jiān)委和中共代表團三方又聯(lián)合組成審查委員會，開會審理所謂的“江浙同鄉(xiāng)會”案件。這個聯(lián)合審查委員會經過調查，后也否認存在“江浙同鄉(xiāng)會”組織，認為“只是部分同學的感情結合，不過這種感情的結合發(fā)展下去對黨的團結是不利的�！边@個結論雖然對被誣指為“江浙同鄉(xiāng)會”的人有一定的批評，但終究給他們摘去了“反黨組織”和“反革命組織”的帽子。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使米夫、王明一伙的陰謀遭到失敗，陷于難堪的地位。因此，他們對瞿秋白、鄧中夏等人散布了許多流言蜚語，不擇手段地污蔑攻擊，蓄意破壞中共代表團的威信。

　　為了打垮中共代表團，米夫、王明一伙利用1929年蘇共全面清黨的時機，對代表團發(fā)動進攻。他們誣稱瞿秋白、鄧中夏是“工人反對派”和“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的支持者，“犯了機會主義的罪行”，對代表團搞突然襲擊。

　　這一情況引起了聯(lián)共（布）中央的注意，派出中央委員吉爾薩諾娃到中山大學進行調查，米夫通過上層關系對調查者施加了壓力，結果，吉爾薩諾娃拿出了一個報告，稱中山大學“支部局基本上是正確的”、“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基本上反黨的”，因此，瞿秋白、鄧中夏等人自然就成了“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聯(lián)共中央作出上述結論后，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也于1930年春通過了《因中大派別斗爭關于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以嚴厲的措辭譴責中共代表團對中大派別斗爭的行動。

　　這兩個文件使代表團完全處于受指責受批判的地位。1930年春，共產國際將上述決議通知中共中央后，中共中央派代表前往莫斯科改組了中共代表團，命瞿秋白、鄧中夏隨時準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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